當佛教遇見耆那教/呂凱文
耆那教作為古代印度沙門思潮的宗教,當然有實際的創教者與追隨者所形成的出家僧團,若再加上護持與信受耆那教的在家眾,就構成耆那教的教團。初期佛教聖典稱呼當時耆那教實質的宗教導師為「尼揵陀若提子」(Nigantha Nataputta),也因而簡稱追隨他的出家沙門為「尼揵子」[14],至於僧團外部則是許多信受尼揵陀若提子教化的在家信眾,他們同樣活躍於佛陀住世的時代,與佛陀暨佛教徒存在著互動。[15]
以思想史觀之,耆那教(Jainism)最初產生於婆羅門教相對立的「沙門」思潮中。相傳此教有「二十四祖」,但除第二十三祖「巴濕伐那陀」(Parwvanatha)和第二十四祖「筏馱摩那」(Vardhamana)外,其餘均為傳說中之人物。一般認為耆那教的創始人實際為筏馱摩那,此人即沙門思潮中著名「六師」之一的尼揵陀若提子(Nigantha Nataputta)。巴利語Nigantha是由Ni(離開)與Gantha(繫縛)兩字組成,意味著「已經解脫繫縛者」,至於巴利語Nataputta是由Nata(若多族)與putta(男子)兩字組成。「尼揵陀若提子」這個稱呼與成佛後的希達多太子被稱為「釋迦族的聖者」(釋迦牟尼)頗為類似,它與宗教稱謂和種族出身有關,意即「若多族的解脫者」。[16]
事實上「尼揵」(Nigantha)也是古印度既已存在的一個宗派的名稱,他加入此派並改良其學說後而成立耆那教。耆那(Jaina)意即是「勝者」或「修行圓滿者」。耆那教教徒自稱己派的教導為「勝者之教」。[17]凡是能夠完成宗教修行的人,即是戰勝一切煩惱敵的勝者。佛教也同樣稱戰勝煩惱的人為勝者(耆那),佛教聖典也經常稱呼佛陀為勝者。其實「筏馱摩那」(Vardhamana)才是尼揵陀若提子的本名,巴利語Vardhamana意即「光榮者」。[18]但是耆那教徒認為這位教祖成就的覺悟相當偉大,因而習慣尊稱他為「大雄」(Mahavira),意即「偉大的英雄」。佛教聖典也使用過「大雄」這個詞形容過佛陀,這似乎是當時各個宗教對於偉大宗教家的一般稱呼,後世這個詞則往往專指耆那教的教祖。
相傳大雄為公元前六至五世紀人,生於印度吠舍離的一個剎帝利種姓的家庭。三十歲時出家修行,四十二歲成道開始傳教,主要在古印度的摩伽陀國、拘薩羅國等地宣講教義和發展教團,七十二歲時去世。印度耆那教白衣派重要經典《劫波經》(Kalpa Sutra),提到大雄那個時代印度各國的名稱,也提到耆那教二十四代教祖的生平和歷代傳承,並記載僧人在雨季安居節期間應遵守的規定。該經對於耆那教祖大雄生平介紹的篇幅最多,經文的(121)段提到大雄證悟解脫煩惱繫縛而成為「勝者」(Gina)、「阿羅漢」(Arhat)與「全知者」(Kevalin),他擁有全知的能力,不僅清楚知見所有世間、天神、人與魔等等狀況,也能洞察他們從何處來與何處去,將來將轉生到人道、畜生道、天道或地獄道(upapada),甚至他也具有他心通的智慧,能解讀眾生心中所思所想的內容。[19]這種神通能力的描述似乎與佛教聖典記載佛陀證悟的「三明」頗為接近。[20]
大雄與佛陀是同時代人物,可以從當時特定的歷史事實說明。在他們開始展開各自的宗教導師與宗教改革者的生涯時,摩伽陀國正處於頻婆娑羅王與阿闍世王兩位先後的當政時期;當時的鴦伽國緊鄰著摩伽陀國,至於吠舍離的跋耆族與離車族,以及拘濕那羅和帕伐的末羅族,兩者相互聯盟。那時的拘薩羅國由波斯匿王當政,至於迦尸國則緊鄰著拘薩羅國。耆那教《劫波經》的(128)段提到大雄進入涅槃後,印度十八個大國國王感嘆這個世界的智慧之光已逝,為了表達他們最虔誠的敬意與尊重,於是在新月的布薩日齋戒,各國皆燃燈緬懷這位精神導師以及照亮這世界的黑暗。[21]
這些王國的國名如迦尸(Kasi)、拘薩羅(Kosala)、末羅(Mallakis)、離車(Likkhavis)等皆與佛教聖典記載的國名相同。與大雄相關的傳記更提到摩伽陀國的無畏王子,他是初期佛典裡摩伽陀國頻婆娑羅王的兒子,也是阿闍世王子的兄弟。若按照佛教聖典《M 58經》《無畏王子經》的記載,無畏王子(Abhayarajakumara)原先是親近耆那教尼揵子教團,後來他在尼揵若提子(離繫若提子)唆使下前往與佛陀論辯,未料最後卻歸依佛陀成為佛弟子。
可是若按照耆那教觀點的說法,不僅無畏王子是耆那教大雄的虔誠弟子,甚至連無畏王子的父親摩伽陀國王也是耆那教的虔誠弟子。耆那教文獻提到摩伽陀國王名為室萊尼迦王,這與佛教文獻的頻婆娑羅王(Bimbisara)稱呼不同,但是就無畏王子的親子關係而言,頻婆娑羅王與室萊尼迦王應該是同一人,只是兩教稱呼不同。相傳摩伽陀國的室萊尼迦王原來不相信耆那教,認為這些耆那教的苦行者不過是在行騙術,他放出五百隻獵犬咬苦修中的耆那教出家人,但是當他看到獵犬都馴伏地臥在耆那教出家人的腳下,反而被修苦行的耆那教出家人的慈悲深深觸動,最後他成為虔誠的耆那教徒,與他的兒子無畏王子一樣都成為大雄的弟子。[22]將耆那教關於這兩位王室成員的記載與佛教聖典的觀點作對比,彼此說法頗不對稱。[23]該如何解讀佛耆兩教彼此分歧的詮釋觀點,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24]
大雄比佛陀年長,亦比佛陀早逝些時。相傳大雄逝世後,耆那教僧眾彼此為了爭奪教義解釋權而導致彼此的鬪諍與分裂,使得大雄的在家弟子對於耆那教僧眾產生厭惡。這段歷史記載在佛教聖典的《中阿含196經》裡,沙彌周那提到當時的情況:
彼波和中有一尼揵,名曰親子。在彼命終,終後不久,尼揵親子諸弟子等各各破壞,不共和合。各說破壞,不和合事,鬥訟相縛,相憎共諍。我知此法,汝不知也。汝知何法,如我所知。我齊整,汝不齊整。我相應,汝不相應。應說前而說後,應說後而說前。我勝,汝不如。我問汝事,汝不能答,我已伏汝,當復更問。若汝動者,我重縛汝,更互憍驁,但求勝說,而無訶者。尼揵親子若有在家白衣弟子,彼皆厭患此尼揵親子諸弟子等。[25]
前述的「波合」(Pava)城,它是末羅國(Malla)的重要城市之一,也是耆那教教祖滅度與耆那教僧眾諍訟的地方。當沙彌周那結束在波合城的結夏安居之後,他前往跋耆國舍彌村(Samagama)將這個重大的消息告訴阿難與佛陀。耆那教教祖大雄的滅度與其僧團的紛諍是當時印度宗教界的大事,對學習佛陀教導的他也帶來相當程度的警策與憂慮。沙彌周那在《中阿含196經》提到:
世尊!我聞此已,恐怖驚懼,舉身毛豎。莫令有比丘於世尊去後而在眾中起如是鬥諍,謂此鬥諍不益多人,多人有苦,非義非饒益,非安隱快樂,乃至天人生極苦患。[26]
沙彌周那擔心佛教僧團在佛陀滅度後會出現耆那教團同樣的危機,這種憂心也未雨綢繆地紛紛在佛弟子間蘊釀起來。隨後,佛陀不僅開示如何止熄諍紛的「七止諍」教導,弟子們也同時變得更為積極地結集法與律來保存佛陀教導的正確性。《長阿含9經》提到舍利弗得知耆那教祖逝世與其教團分裂一事時,立刻警覺到佛陀滅度後的佛教教團可能會遇上同樣的危機,因而必須在佛陀尚未滅度前,將歷來佛陀教導的法與律加以結集,以防未來的諍訟造成教團分裂。[27]該經經名為《眾集經》即是以耆那教諍訟事件作為負面教材,強調正確結集佛陀教導的法與律將可避免教團未來的諍訟,隨後一一條列地進行法數結集,並以佛陀的印可強化舍利弗結集法數的用意。從這點而言,耆那教教祖的逝世與教團的紛諍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宗教事件,同處印度宗教現場的佛教也從這場風波中學到危機管理的功課。佛教以耆那教為借鏡,反省自身宗教傳統建構過程裡可能遇到的問題。
值得玩味的是,儘管大雄與佛陀是同時代人物,初期佛教聖典卻不曾述及佛陀與耆那教的大雄親身見過對方,也無從得知雙方思想互動與論戰往來的真實情況。他們明明知道對方存在,但是許多場合他們寧願透過第三者來認識與討論彼此的觀點。初期佛教聖典提到的具名的第三者頗多,包括耆那教出家僧的長苦行尼乾子(Dighatapassi nigantha)[28]、
薩遮迦尼乾子(Saccaka nigantha)[29],以及耆那教在家信眾的無畏王子(Abhayarajakumara)[30]、優婆離居士(Upali gahapati)[31]、離車族的獅子將軍(Siha senapati)[32]與釋迦族的和破(Vappa)[33]等。當然也包括質多羅長者、毘舍佉優婆夷等著名的佛教徒等。初期佛教聖典對於這些第三者的描述頗為豐富,這充分說明大雄與佛陀處於相同時代,對於彼此教導的內容與宗教生活有著某種程度的理解與認識。
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
梵名 Bodhisattva-gocaropāya-visaya-vikurvana-nirdeśa。凡十卷。元魏菩提留支譯。又作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大薩遮尼乾子經、菩薩境界奮迅法門經。今收於大正藏第九冊。內容敘述尼乾子外道論師大薩遮(梵 Mahāsatya)應文殊菩薩之發問,而宣說大乘深妙之法,佛深加讚可,並為之授記。共分十二品:(一)序品,(二)問疑品,(三)一乘品,(四)詣嚴熾王品,(五)王論品,(六)請食品,(七)問罪過品,(八)如來無過功德品,(九)詣如來品,(十)說法品,(十一)授記品,(十二)信功德品。
全經旨要大抵可分世間與出世間兩方面:世間方面,揭示王道之意義、治國之要術,並舉出世間種種罪過以為警誡;出世間方面,宣說菩薩所修法門、如來所有功德,及「唯佛一乘」、「佛性普遍」、「法身常寂」之理。本經與劉宋求那跋陀羅所譯之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三卷為同本異譯。〔法經錄卷一、歷代三寶紀卷九、開元釋教錄卷六、閱藏知津卷二十四〕 佛光大辭典 p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