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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畢業暨頒獎典禮演講辭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龍應台教授
我們的村落
學程二期
我一般非常不情願在畢業典禮演講，因為這個場合的聽眾一定是最糟糕的聽眾——你還沒開口，他就巴不得你已經結束，而且，他決心已下，不管你說甚麼，只要戴着方帽子走出了這個大廳的門，他這一生不會記得你今天說過的任何一句話。
雖然如此，我還是來了，不僅只是因為，受邀到醫學院演講是一份給我的光榮和喜悅，也因為我「精打細算」過了——遲早有一天，我會「落」在你們的手裏。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我自然渴望在床邊低頭探視我的你，不只在專業上出類拔萃，更是一個具有社會承擔、充滿關懷和熱情的個人。
我們都說這是一個畢業典禮，五六年非常艱難的醫學訓練，今天結束了。我倒覺得，是不是可以這樣看：今天其實只是你「學程一期」的畢業典禮，一期的核心科目是醫學。但是今天同時是你「學程二期」的開學典禮，二期的核心科目是「人生」。二期比一期困難，因為它沒有教科書，也沒有指導教授。在今天的十五分鐘裏我打算和你們分享的，是一點點我自己的「人生」筆記。
奶粉和頭蝨
我成長在台灣南部一個濱海的小城，叫做高雄。一九六一那一年，小學二年級，發生了一件大事。班上一個女生突然嚴重嘔吐，被緊急送到醫院。沒多久，學校就讓我們都回家了，全市的學校關閉。過了一段日子，當我們再回到學校的時候，班上幾個小朋友的座位，是空的。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一種病，名叫「霍亂」。我們當時當然不知道，高雄的「鄰村」——香港，在同時，被同一波傳染病所襲擊，十五個人死亡。早在「非典」之前，我們的命運就是彼此相連的，但是我們懵懂無知。
是的，我是一個在所謂「第三世界」長大的小孩。想像一下這些黑白鏡頭：年輕的母親們坐在擁擠不堪的房間裏，夜以繼日地製作塑膠花和廉價的聖誕飾燈，孩子們滿地亂跑，身上穿的可能是美援奶粉袋裁剪出來的恤衫；那運氣特別好的，剛好在前胸就印着「中美合作」的標語，或者湊巧就是「淨重二十磅」。
一九七五年我到美國留學，第一件感覺訝異的事就是，咦，怎麼美國人喝的牛奶不是用奶粉泡出來的？一九六一年的班上，每一個女生都有頭蝨，白色細小的蝨卵附着在一根一根髮絲上，密密麻麻的，乍看之下以為是白粉粉的頭皮屑。時不時，你會看見教室門口，一個老師手裏舉着一罐DDT殺蟲劑，對準一個蹲着的女生的頭，認真噴灑。
香港人和台灣人有很多相同的記憶，而奶粉、廉價聖誕燈、霍亂和頭蝨，都是貧窮的印記。如果我們從我的童年時代繼續回溯一兩代，黑白照片裏的景象會更灰暗。一個西方傳教士在一八九五年來到中國，她所看到的是，「街頭到處都是皮膚潰爛的人，大脖子的、肢體殘缺變形的、瞎了眼的，還有多得無可想像的乞丐……一路上看到的潰爛皮膚和殘疾令我們難過極了」。
一九零零年，一個日本作家來到了香港，無意間闖進了一家醫院，便朝病房裏面偷看了一眼。他瞥見一個幽暗的房間，光光的床板上躺着一個「低級中國人，像蛆在蠕動，惡臭刺鼻」，日本人奪門而逃。
可是，為甚麼和你們說這些呢？為甚麼在今天這樣的時間、這樣的地點、這樣的場合，和你們說這些呢？
我有我的理由。
目光如炬者
你們是香港大學一百周年的畢業生，而香港大學的前身，是一八八七年成立的「香港華人西醫書院」。如果這點你們不覺得有甚麼特別了不起，那我們看看一八八七年前後是一個甚麼樣的時代。我們不妨記得，在一八八七年，屍體的解剖在大多數中國人眼中還是大逆不道的，而西醫書院已經要求它的學生必修解剖課。我們不妨記得，當魯迅的父親重病在床——那已是一八九七年，紹興的醫生給他開的藥引，是一對蟋蟀，而且必須是「元配」。了解這個時代氛圍，你才能體會到，一百二十四年前，創辦西醫書院是一個多麼重大的、改變時代的里程碑，你才能意識到，那幕後推動的人，必須配備多麼深沉的社會責任感和多麼遠大的器識與目光，才可能開創那樣的新時代。是何啟和Patrick Manson 這樣的拓荒者，把你們帶到今天這個禮堂裏來的。
一八八七年十月一日，香港華人西醫書院首度舉行開學典禮，首任書院院長Patrick Manson 致辭——曾經在台灣和廈門行醫的Manson 到今天都被尊稱為「熱帶醫學之父」——他說，這個西醫書院，「會為香港創造一個機會，使香港不僅只是一個商品中心，它更可以是一個科學研究的中心」。看着台下的入學新生，他語重心長地說，「古典希臘人總愛自豪而且極度認真地數他們的著名偉人，我們可以期待，在未來的新的中國，當學者爭論誰是中國的著名偉人的時候，會有一些偉人來自香港，而且此刻就坐在這個開學典禮之中」。
三十多個學生參加了一八八七年的開學典禮，學習五年之後，一八九二年的首屆畢業生，卻只有兩名。其中之一，成為婆羅洲山打根的小鎮醫生，另一個，覺得醫治個別病人遠不如醫治整個國家，於是決定放棄行醫，徹底改行。
這個學名登記為「孫逸仙」的學生，起先只有一個非常小的計劃，有點像今天的大學生利用暑假去做社區服務。他走在香港的街頭，看見英國管理的城市如此井然有序，驚異之餘，百思不解：為甚麼只隔四五十里的距離，自己的家鄉，一個叫香山的小城，卻是如此混亂落後？他的小計劃，就是把香山變成一個小香港。說到做到，二十多歲的西醫書院學生孫逸仙，利用寒暑假期，回到家鄉，號召同村的青年出來鋪橋修路，目標是修出一條路將兩個鄰村連通起來。這個小計劃，最後由於地方吏治的腐敗，以失敗告終。小計劃的失敗，震撼了他，他於是轉而進行一個略大的計劃，就是推翻整個帝國。
從 Manson 一八八七年的開學致辭到今天二零一一年的畢業演講，我們的生活方式有了深沉的改變，而這些改變，來自一些特出的人。目光如炬者，革新了教育制度；行動如劍者，改造了整個國家；還有很多既聰慧又鍥而不捨的人，發明了各種疫苗。今天你我所處的世界，天花徹底滅絕，瘧疾和霍亂病毒已經相當程度被控制，台灣和香港的女生已經不知道有「頭蝨」這個東西。西醫學院創立一百二十四年之後的今天，港大醫學院培養出很多很多世界頂尖的學者和醫生，為全球社區的幸福做貢獻。
而你們，正是踏着這個傳統的足迹一路走來的。
亞洲的第一名
也許你會問，既然前面的「長老們」，譬如Patrick Manson，譬如孫逸仙，已經完成這麼多重大的貢獻，還有甚麼是你們這一代人，是你，可以做夢，可以挑戰，可以全身投入，可以奉獻和追求的呢？今天的世界，還有甚麼未完成、待完成的使命嗎？
我相信有。
四十三歲的Patrick Manson在創建西醫書院之前，研究過他所處的時與地。地，是香港，那時香港華人的醫療照顧與對洋人的照顧相比是一個悲慘的狀態。時，是晚清，傳統的價值體系正分崩離析而新的秩序和結構還未成形。孫逸仙畢業時二十六歲，每天從上環爬上陡峭的石階上學，無時無刻不在「診斷」這個社會的存在狀態，思索如何為人創造更大的幸福。
那麼你們所處的時和地又是甚麼呢？
讓我們先看看你們是誰。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學生，百分之二十來自醫學專業家庭，也就是說，這百分之二十的學生有雙親或者雙親之一已經是醫生或護士。你們之中百分之六十的人，父母那一代已經具有高等學歷。很明確地說，你們是社會的菁英層。即便現在還不是，將來也會是。
而你們所身處的社會，又是一個甚麼樣的社會呢？
香港這個「村子」，有一個非常獨特的地方。享有近三萬美金的每年人均所得，七百萬居民中卻有一百二十三萬人生存在貧窮線下——所謂「貧窮線」，指的是收入低於市民平均所得的一半以下。如果這聽起來太抽象，沒感覺，你試試看走到大學前面般含道的某一個街口站一會兒，數一數放學回家走在馬路上的學童：一、二、三、四，在香港，每四個孩子之中，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線下。
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過，在最繁華、最氣派的中環，那些推着重物上坡的白髮老婆婆是如何佝僂着背，與她的負荷掙扎的？在你們所屬的這個社會裏，百分之四十的長輩屬於貧窮線下的低收入戶。
來到香港機場的訪客，馬上會被一個漂亮的招牌所吸引，廣告詞很簡單：「香港是亞洲的世界大都會。」這個廣告不說出來的是，香港是亞洲貧富不均第一名的大都會，貧富差距之大，超過印度，超過中國大陸。在全世界的已開發地區裏，香港的分配不均，也名列首位。
你和我所生活的這個社會，最特殊的地方就是，一個攝影師不必守候太久就可以在街頭捕捉到這樣的畫面：剛好一輛Rolls Royce緩緩駛過一個老人的身影，他正低着頭在路邊的垃圾桶裏翻找東西。
最尋常最微小的
我無意鼓吹你們應該效法魯迅棄醫從文，或者跟隨孫逸仙做革命家，或者全都去從事社會工作，因為人生有太多有趣的路可以選擇了。我想說的僅只是，身為這麼一個重要傳承的接棒人，你也許可以多花那麼一點點時間思索一下自己的來自哪裏、何處可之。一百二十四年前，第一顆石頭打下了樁，鋪出的路，一路綿延到下一村——你今天的所在。Patrick Manson 抵抗無知，堅持科學實證的知識學習；孫逸仙抵抗腐敗，堅持清明合理的管理制度。你是否想過：在你的時代裏，在你的社會裏，你會抵抗些甚麼，堅持些甚麼？
我倒不希望你能立即回答，因為如果你能隨口回答，我反而要懷疑你的真誠。一個人所抵抗的以及所堅持的，滙成一個總體，就叫做「信仰」。但是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聲宣告；信仰深藏在日常生活的細節裏，信仰流露在舉手投足之間最尋常最微小的決定裏。
Patrick Manson 後來擔任倫敦殖民部的醫療顧問，負責為申請到熱帶亞非地區做下層工作的人進行體檢，體檢不通過的，就得不到這樣的工作機會。這時，他發現了一個未曾預料的問題：百分之九十的體檢者都有一口爛牙，檢查不合格。畢竟，有錢人才看得起牙醫。他該怎麼辦呢？
Manson 是這麼處理的。他給上司寫了封信，說，以爛牙理由「淘汰掉他們等同於淘汰掉整個他們這個階層的人」。 他建議政府為窮困的人提供牙醫的服務。
有些專業者看見爛牙就是爛牙。有些人，譬如Manson，看見爛牙的同時，卻也看見人的存在狀態——他認識痛苦。就是這種看起來很不重要、極其普通的日常生活裏的判斷和抉擇，決定了我們真正是甚麼樣的人。
茉莉花
我十四歲那年，全家搬到一個台灣南部的小漁村。因為貧窮，孩子們生病時，母親不敢帶我們去看醫生——她付不起醫藥費。有一天，小弟發高燒，咳嗽嚴重到一個程度，母親不得不鼓起勇氣去找村子裏的醫生。我們都被帶去了。四個年齡不同、高高矮矮的孩子一字排開，楞楞地站在這個鄉村醫生的對面。他很安靜，幾乎不說話，偶爾開口，聲音輕柔，說的話我們卻一個字都聽不懂，是閩南語，還有日語。
林醫師仔細地檢查孩子的身體，把護士拿過來的藥塞進母親的手裏，用聽不懂的語言教導她怎麼照顧孩子，然後，
堅持不收母親的錢。此後，一直到四個孩子都長大，他不曾接受過母親的付費。
那是我記憶中第一個醫生。那個小小的診療室，幾乎沒甚麼家具，地板是光禿禿的水泥，卻是一塵不染。診療室外連着一個窄窄的院落，灑進牆裏的陽光照亮了花草油晶晶的葉子。茉莉花盛開，香氣一直在房間裏繞着不散。